一、生平与家世背景

　　钟以敬(1866—1917)，字越生、月声、矞生、矞申，号让先、窳龛、似鸥、烟萝子，斋号今觉盫，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。他出生于一个儒商家庭，家境殷实，自幼接受传统教育，少年时即展现出过人天赋，对金石碑帖、书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，尤其痴迷篆刻。然而，其篆刻技艺并非师承名家，而是通过自学临摹夏商周鼎彝铭文、秦汉碑碣及明清流派印谱而成，显示出非凡的艺术自觉性。

　　青年时期的钟以敬生活优渥，刻印多为友人雅赠，不以此谋生。然而，父亲去世后，他因不善经营家业，逐渐沉迷享乐，终致家道中落，甚至一度流落上海寺庙，靠友人褚德彝救助才重返杭州，重拾刻刀。这段跌宕经历对其艺术创作产生深远影响，他自号“窳龛”(意为粗劣败坏)，既是对过往的悔恨，亦隐含对艺术纯粹性的反思。

　　二、艺术成就与风格特点

　　钟以敬是清末民初浙派篆刻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，被誉为“西泠巨擘”和“继起八家”之一。其篆刻艺术博采众长，兼具浙派的朴拙与皖派的灵动，形成了“精整隽秀、古质典雅”的独特风格。

　　1. 印宗秦汉的实践

　　钟以敬深谙“印宗秦汉”理念，注重从秦汉印中汲取养分。如西泠印社所藏其作品“周宗镐宜长寿”，仿汉玉印而作，线条温润清朗，神韵与形制兼备;另“萼卿书画”边款中，他提出“汉印有隶意，故气运生动”，强调对秦汉印内在精神的把握，而非简单模仿形制。

　　2. 浙派传统的继承与突破

　　作为浙派传人，钟以敬早年以丁敬、黄易、赵次闲等为宗，尤推崇黄易“浑厚质朴”的刀法。其作品“墨池清兴”(1888年作)即体现早期对浙派程式的遵循。但他并未囿于传统，而是弱化了浙派后期过于锋利的线条，融入柔和典雅之气，如“孙黻华萼卿甫书画印”中结合丁敬篆意与程邃刀法，展现出创新意识。

　　3. 皖派与多元融合

　　钟以敬亦受皖派影响，尤其推崇邓石如的篆书入印理念。例如“惟戊辰吾所降”一印，边款明言“拟完白山人篆法”，线条婀娜舒展，空间疏密有致，显见邓派风韵。此外，他对徐三庚的飘逸刀法有所借鉴，但摒弃其浮夸习气，转而追求婉约雅致，如“自然”朱文印(拍品号231)，布局疏朗，刀法灵动，体现文人印的含蓄之美。

　　4. “印外求印”的探索

　　钟以敬早年家藏丰富，接触大量鼎彝、钱币、砖瓦等古物，为其“印外求印”提供了资源。他擅摹金文，如“鸣珂里民”一印，将金文结构融入篆刻，突破秦汉范式，赋予作品古奥意趣。这种对多元材质的借鉴，使其作品兼具金石味与书卷气。

　　三、与西泠印社的渊源

　　钟以敬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，位列《西泠印社志稿》“志人”第四位，地位显赫。他虽未参与印社创立，但其艺术成就深得创社四君子(王福庵、丁辅之等)敬重。西泠印社显眼处的“西泠印社”四字小篆摩崖石刻即出自其手，成为印社重要文化符号。

　　王福庵与钟以敬交情深厚，称其“吾浙八家之后，君其继起者也”，并收藏其80余方印作，辑入《麋砚斋印存》。钟氏对后辈的提携亦为人称道，曾为王福庵刻“庶有达者理而董之”印，边款镌刻280余字《说文·后序》，字迹精微，堪称边款艺术典范。

　　四、代表作品与艺术市场

　　钟以敬传世作品以西泠印社藏159方印章最为集中，涵盖青田石、寿山石等多种材质，题材包括姓名章、闲章及鉴藏印等。其作品在拍卖市场中备受追捧，如：

　　- “孙国恩印 祥士父”青田石章(2015年拍出46,000元)，仿邓石如篆法，刀工流畅;

　　- “会桃李之芳园，叙天伦之乐事”寿山石子母兽钮闲章(2025年拍出86,250元)，边款“壬寅矞申”，布局恢弘，篆法严谨;

　　- 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寿山石闲章(1900年作)，以皖派风格展现诗意境界。

　　五、理论贡献与文化遗产

　　钟以敬不仅以实践见长，亦在印学理论上有所建树。其著作《篆刻约言》批判当时盲目追求“高古”的风气，强调“效法秦汉”需以神韵为本，反对机械摹古。此外，他通过边款记录创作心得，如“竹素园”印边款阐述对丁敬、黄易的继承与反思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。

　　六、历史评价与影响

　　钟以敬的艺术生涯虽短暂(仅51岁)，却对近代篆刻史影响深远。高时敷《乐只室印谱》将其与吴昌硕并列，凸显其地位。他 bridging 浙派传统与民国新风，为“新浙派”的形成奠定基础。其人生经历亦成为艺术与命运交织的典型案例，警示后人艺术追求需以心性修为为根基。

　　总之，钟以敬以“孤介”性情与精湛技艺，在清末民初印坛独树一帜。他既承袭浙派衣钵，又融汇皖派精华，更以“印外求印”拓宽篆刻语言，堪称传统与现代交汇中的枢纽人物。其作品与理论至今仍为金石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，而西泠印社的社名石刻，则如一座丰碑，永恒铭刻着这位艺术家的精神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