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这一篇应当把三国吴的篆书和隶书一并读完,但鉴于吴国篆书作品的特殊性,我们把隶书放在后面跟楷、行、草书放在一起另作一篇,这一篇,集中精力说吴国的篆书。
吴国的篆书,代表作品是《天发神谶碑》和《禅国山碑》,即所谓的“巖山神谶”和“国山刻文”。两碑都是吴国末帝孙皓下令刊刻,属庙堂之制,而且同刻于天玺元年(276)。
有意思的是,四年之后(280),号称“天命归吴”的吴国就被西晋所灭,可见立碑、封禅这些活动,并不能维系国运。
两碑刻立,缘于地方官“交致祥瑞”,即地方官不断的献瑞,如果读过《三国志》就会知道,《三嗣主传》一篇记载了太多地方献瑞的记录。这是因为孙皓信巫祝而滥封赏,献瑞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“好处”,于是地方官就捏造“祥瑞”,孙皓则获得心理上的安慰。
关于《三嗣主传》与这两块碑有关的记录,就是书法史引用的下面这段:
也就是说,鄱阳传言历阳山有石头的纹理形成文字,共有二十字,是“楚九州渚,吴九州都,扬州士,作天子,四世治,太平始”,地方官于是献瑞;又有吴兴阳羡山有一块空心石,长十余丈,名叫“石室”,地方官员上表说这也是祥瑞之物;于是孙皓就派遣兼任司徒董朝、兼任太常周处到阳羡县,将那座山封为“国山”,更改第二年年号,大赦天下,以符合石上文字。
当然,祥瑞是捏造出来的,但孙皓宁可信其有,并认为这是“天发神谶”,于是有了《天发神谶碑》和《禅国山碑》。
《天发神谶碑》在中国书法史上很有名,需要多说两句。
《天发神谶碑》在宋朝时已经断裂,金石家们称之为《吴天玺元年断碑》,因为立于巖山,于是又称为《巖山纪功碑》,又因石断为三,俗称“三段碑”、“三击碑”(一说是分刻于三段石碑上);又因为它是吴国的纪功碑刻,又被称为《吴纪功碑》,你看,晚清赵之谦刻“丁文蔚”一印时(这方印在篆刻史上很有名,齐白石因受此启发而开宗立派),边款里就写道:“类吴纪功碑”,指的就是《天发神谶碑》。
《天发神谶碑》于清嘉庆十年(1805)毁于火,传世最佳拓本为宋拓本,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我们可以先看一种拓本:
是的,《天发神谶碑》的篆书很特别,与传统的篆书完全不类。
它的用笔打破了圆笔引书的规范,起笔处大多书刻成方形(有点像《张迁碑》),转折处方锐刺目,如斩钉截铁;长横画的起笔,向下纵截成魏国隶书常见的“折刀头”状。这些具有粗重感的方笔形态,常带弧势,不是一味的平直。一些对称的纵向长笔画(比如“而”),由方粗而圆细,略有相背的分张之态,纵画下端呈悬针状的垂脚,很像“钉头鼠尾”。
宋代黄伯思(宋代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)品评《天发神谶碑》,称其“若篆若隶,字势雄伟”;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大赞《天发神谶碑》“奇传”,杨守敬发出“真奇作也”的感叹。
以马宗霍先生的评价最为详尽:
实际上,《天发神谶碑》“嗣音”一点也不少,除了上面提到的赵之谦对它的取法,晚清的大书家家吴让之、徐三庚都在《天发神谶碑》上用功甚勤,而齐白石更是以此为法,开创了自家法度,他的篆书、篆刻无不取法《天发神谶碑》而得自家趣味。
《天发神谶碑》的作者肯定不是皇象,因为皇象的生存时代与此碑不符,皇象是公元二世纪后期人,而《天发神谶碑》刻于公元三世纪70年代。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作者,只能推测,《天发神谶碑》的书写者,当是当时善书的朝臣。
《禅国山碑》是封禅刻石。
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盛典,自古以来在泰山举行,即所谓的“入鲁封禅”。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为“封”,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称为“禅”。三国时代,只有孙皓做过“封禅”的事,只不过,他不是在泰山“封禅”的(他也不可能到泰山去)。
孙皓封禅是在江南的阳羡国山(今江苏宜兴),此地距建邺不远,但尽管如此,孙皓也没有亲临,而是派大臣代劳。
立碑的小山名董山,如碑文所称:“先行禅礼,纪勒天命,送于中兴国山之阴,告祭刊石”,因此称为《禅国山碑》。
《禅国山碑》也叫《封禅国山碑》《天纪碑》,因为形状与通常碑石不同,它“微圆而椭”,如米囤,又叫“团碑”“囤碑”。
一般认为,《禅国山碑》的作者是苏建。因为据说碑末有“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书”字样。
《禅国山碑》的篆书不杂隶式,结字宽博,体方而笔圆;笔画不仅圆,而且厚实还有长短向背的错落姿态。其笔势的浑劲,近似魏篆《上尊号碑》碑额,但笔画的结构安排不如《上尊号碑》碑额那样严整对称。
比起《天发神谶碑》,《禅国山碑》篆法可谓秦汉篆书在江南的正脉之传,杨守敬说“玩其笔法,即未必追踪秦相(即李斯),亦断非后代所及。”马宗霍则称赏它“质健为妍,自成孤赏。”康有为评价《禅国山碑》为“雅健”之作,并把它与《天发神谶碑》并称,认为都是“笔力伟健冠古今”的奇作。
前面的文章说过,吴国的书风守旧,因此,吴士书家好作篆,甚至下层的工匠作砖文字模也用篆书。而且这些篆书的风格丰富多样,如图:
上图所列,《宝鼎三年吴兴乌程所立灵砖》篆法规矩,字方势圆,字形有大有小,视笔画的繁简和结构而定,以求空白的匀称,简直就是放大的条形印章,但其中的“年”“立”显然是隶书的结构。
《天纪元年太岁丁酉砖》字形大小不一,有直笔也有曲笔,纵向笔画长于横向笔画,字距较大,显得疏朗,其中的“年”字显然也是隶式。而另两方砖文中的篆书多奇字,如“月”“范”“年”“造”。可见,在吴国出现《天发神谶碑》那样怪异的篆书,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,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,而是有着产生它的“精神气候”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,那就是吴国朝野上下流行的好奇字尚异态的书法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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